止是禅定，观是般若。观是看破、止是放下（《净空法师谈止观》）。
无论是天台、禅宗、净土、还是佛教其他宗派，禅定的基本方法都是“止、观”二字。 通俗的解释：“‘止’是使身心的一切活动都趋于寂静止息，‘观’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特定的内容上”。（林国良《佛典选读》）
如果简单的说小川绅介（1936－1992）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就是“止观”二字，那是一种妄语，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体验”了纪录片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观看过小川绅介、土本典昭、今村昌平等同时代日本导演的作品，再来阅读根据小川绅介生前谈话和演讲整理出来的《收割电影》，我们将会有顿悟的震撼。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与禅修的“止观”二字，有如此深刻的牵连。
从30岁的处女作《青年之海》（1966年）开始，小川绅介就逐渐以一种宗教苦修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与纪录片紧密捆绑。事实上，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的日本，更迎来了电影界的空前繁荣，金钱、荣誉应该是很多电影导演所期待的；但是小川绅介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他抛弃了一切社会、或者说俗世的纷扰，将镜头对准现实中的底层民众。在《收割电影》一书里，他谈到自己最原始的动机：“要通过拍电影来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和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分享活下去的幸福，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作斗争的力量。”
自觉摆脱现实中的名缰利锁、诱惑杂念，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止”？而当一个导演全神贯注的通过摄影机寻像器的窗口去观察拍摄对象时，是否可以被视为“观”？小川绅介也许未必知道佛教里的“止观”二字，但是他以持之以恒的信念，将纪录片变成一种生命的修行：在观看“他者”（对象）的同时，也是在审视“自我”，当“自我”与“他者”不再有界限和区别的时候，透过任何事物，都能够领悟世界的真相和生命的本质。此种境界已超越影像和文字所可以解释的范畴，也许是触摸到了佛教禅宗里“不立文字，唯有心传”的妙处。正因为如此，小川绅介后期的作品里有一种宗教情怀，当我们借助《收割电影》这本书，聆听这位“不立文字”的纪录片导演（他在牧野村拍稻子的时候拒绝看书）喋喋不休说话的时候，却恍若对面坐着一位高僧大德，快活无比地和你禅机论道。
虽然我相信，书的封面上所写“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并非虚言；也能够理解“因为酒饭好大家才坚持到今天”的那份怡然自乐；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拍摄纪录片这样一种近于枯燥苦修的方式是完全轻松与超脱的。拍摄《三里冢》，小川摄制组持续花了11年的时间；拍摄《牧野村千年物语》，用小川的话来说是“用十三年的时间，收割了电影”。期间，小川摄制组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斗争、同劳动，甚至一起种水稻。小川们就是先把自己变成农民（他者），就是要“用拍人的眼光来拍稻子，倾听稻子的语言”，“倾听存在深处发出的信息”，“用全部器官来认识世界”，因此他们才获得“铭刻于身体中的纪录”和“把意义肉体化的时间”。
小川的崇拜者往往最为推崇的作品是《三里冢》。1966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在三里冢（成田）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因为该工程的立项无视当地居民的利益，引起村民的奋起反抗。小川就是从农民的视角拍摄了这个反抗的过程，并且喊出了其振聋发聩的拍摄宣言：“把摄影机的位置放在正在斗争的农民一边。如果和当局方面发生冲突，警方机动队要对农民施暴，那么，就让我们的摄影机来正面接受吧——也就是通过银幕，让所谓权力，和观众直接对话。”
透过《三里冢》，能够感受到小川摄制组的勇气，那种 “金刚”一般的披坚执锐、无坚不摧、勇猛精进；但是小川后期的作品《牧野村千年物语》和《日本国古屋敷村》或许才是真正值得去“体悟”和“观照”的。因为小川花了大量精力去拍摄水稻，一般的观影者会以为这是一部“科教片”。不过在《收割电影》一书中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小川用自己动手制作的显微镜摄影机，跟踪稻子情欲、生殖、成长、腐烂的过程，“看到另外一个大的生命链”。表面上是在拍稻子，其实是在正视生命的真相，“几乎完全就是一个宗教式的大自然的曼陀罗宇宙”。小川体悟到“死和生的同时存在”，触摸到“现实之外存在的时间”，在一块稻田里，“看到一个宇宙”，获得一种全新的宇宙观；而在拍摄的过程中，小川自己也收获了心灵的自由和满足。
相同的感悟在观看《水俣日记》的时候也遇到过。水俣系列，是小川的好朋友、同时代导演土本典昭的作品，反映日本战后的工厂污染给水俣湾的渔民所带来的危害，《水俣日记》是土本在九十年代关于水俣的最后一部作品。主要内容是水俣问题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和解决，土本返回这个地区收集死难者的照片。土本典昭在制作这个片子时，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除了对照片的寻找，片中更多是对各种纪念活动的罗列，没有什么集中的情节。不过影片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生死轮回的剧场，土本的灵魂如“老僧入定”，“一念不起”，不再有任何波澜与杂质。虽然土本的镜头历来为平视，但跟随他的目光，却如高坐佛龛、俯视众生。可以说土本典昭后期作品里的超脱淡定与小川绅介的纪录片修行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
在小川用自己生命来完成的作品里，大师头衔、世俗追捧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同时那种形式化的表面意义上的生命感觉，也已经在“观照”中沉淀了，所以一个真正的“作者”未必会拥有太多喝彩的观众。
看完《收割电影》，我最想说的是，小川绅介那个幸福、自信、完整、纯粹的纪录片世界也许已经从这个星球上绝迹了，因为这个日趋功利化的时代也许已经不再需要奋不顾身的觉醒者为我们指明生活的真相。但是真正的纪录片精神或许就应该具有禅修的决心和毅力——唯有舍弃功利性目的，将拍摄变成生命的修行甚至存在方式，可能才会抵达真相，甚至真理。
（《收割电影》，小川绅介著，冯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